中美俄三国亚太战略趋势及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
点击数：2810发布时间：2014-04-29 14:10:59
中美俄三国亚太战略趋势及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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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形势纷繁复杂，亚太地区也不例外。这种形势下，中美俄三大国在亚太地区需要合作和能够合作的领域更宽广了。当前三国的战略趋势如何，特别是安全合作前景如何，将对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1、亚太是中国安身立命之地，是中国外交的重之中重。这里既涉及中、美、俄、日等重要大国的关系，又涉及与东盟、印度等新兴力量的关系。从去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周边外交会议传出的信息看，中国追求的是用自身的崛起带动亚太的崛起，靠亚太的崛起支撑中国的崛起。中国正努力在本地区构造一个个“利益共同体”，营造一个中国崛起所需要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的亚太。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坚定地维护自身的重大利益，其中包括海上通道的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对于后者，中国既不急于解决历史遗留的争端，但也不接受新的挑战，即“不惹事、不怕事”。一些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怀有疑虑，开始采取两面下注的做法。
2、俄罗斯是个两头鹰，普京再次担任总统后更重视亚太地区。一般认为随着俄与西方因克里米亚问题而关系恶化，俄将更加强“东方政策”。目前看不出这一战略趋势对亚太安全有任何不利的影响。
3、美国出于维护世界霸主地位的目标，奥巴马上任后更加重视亚洲，提出战略再平衡，既要利用亚太崛起的机遇，又要防止亚太出现可能挑战美霸主地位的力量，遏制任何可能削弱美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态势。在中国力量上升，对亚太影响力增加之时，美再平衡战略有针对中国的一面，至少如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所说，是“与中国开展影响力的竞赛”。美国的这一战略态势已经并将继续对中美关系和地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亚太安全需中美俄三国的合作，但恰恰是这个地区没有一个包括中美俄三国在内的集体安全机制。这里有的只是以美为中心的双边、三边安全同盟。
在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探索建立开放性、包容性的集体安全机制，还是强化原有的双边、三边安全同盟。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必然对地区安全产生不同的结果。
三国中，中、俄都是主张集体安全这一理念的，必然会支持第一选择；而美国实际行动告示人们，它所遵循的是第二选择。
作为一个理念上的实证，我想举已卸任的克林顿前总统2002年10月在美一所大学所说的。在作完报告后，有听众问，在一个多极世界中，美国的战略趋向是什么？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有两个选项：一是继续当老大。二是创建美国当老大且感到舒服的国际体系。观察美国政府当前的实际行动，如再平衡战略和强化军事同盟等一系列做法，看来美国正在亚太地区构造一个美感到舒适的安全机制。但是被斥在这一机制之外的其他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也会感到舒适吗？一个把中、俄排斥在外的所谓安全机制能给亚太地区带来安全吗？
美国为实现这一战略所采取的策略更具有现实的破坏性。我指的是当时希拉里国务卿提出的“巧实力”，也就是借助外力（日本）、和利用矛盾（利用一些对中国崛起有疑虑，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从实际效果看，美国的这一策略已经加剧了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就中国而言，周边环境趋于复杂，与五年前相比，我们更难受了），就中美双边关系而言，无疑损害了中美在亚太安全问题上合作的基础。最近这一趋势有加强的迹象。如在“仁爱礁”问题上，美国放弃了表面中立的态度、公开为菲壮胆撑腰。
日本问题我下面单独谈。
总之，我认为美国追求单方面的舒适，将给本地区制造新的不平衡，损害美与中、俄的关系，损害地区安全利益。
为了实现再平衡战略，美鼓励日本重新武装，并在地区安全上发挥作用，作为美重返亚太的战略支点。
但是日本是一个有自身藏而不宣的目标的国家。它看透了美国对它的依重，借此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前，他通过拿中国说事，宣称要“抗衡”中国，争取在美支持下重振军备，成为所谓“正常国家”。
日本人民希望成为正常国家，无可非议。关键是选择什么道路、达到什么目标。就此而言，对比一下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答案就十分清楚了。德国政治家诚实对待历史，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本恰恰相反，走的是否认侵略历史，扩军修宪的道路。日本从责议“侵略”定义、否定“慰安妇体制”和南京大屠杀等史实，到吹捧“神风特工队”等，已经激化了与中、韩的矛盾，成为地区麻烦制造者。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态度也将战后秩序制定者美国放在一个尴尬的位置。
近来，日本还加快了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步伐，朝建设军事大国的目标迈进。
不难想象，若干年后作为一个奉行历史修正主义的军事大国，日本必将挑战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成为亚太安全的负面因素。
日本右翼奉行的历史修正主义的政治观和军事扩张主义的安全观，是二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对于这个重振当年国威的“日本梦”，美国现在的做法似乎是分开对待，对于后者公开持纵容和支持的态度，对于前者则加以约束。即便是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约束，看来只是求表不求里，着眼于短期目标，而不是长期目标。关于这一点，从日本方面在美日韩三国首脑会晤前后态度的变化可见一斑。
在此我愿向美国朋友提出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奉行历史修正主义的军事大国，这样一个日本对美国、对中美关系，对地区安全是个正面因素还是负面因素。
一、从双边关系的角度
中、美、俄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好坏，不仅对三国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对亚太地区安全有直接的影响。就中美关系而言，习奥“桑尼兰兹庄园”会晤确定了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寻求中美之间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避免重蹈历史上守成大国和新型大国对抗的宿命。
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将对亚太地区安全有重大影响，而亚太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试验场所，因为这一地区是中美两国利益交叉最多的地区，也是中美两国合作需要和合作空间最广阔的地区。正因为此，王毅外长提出以亚太地区作为中美造筑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验田。从当前亚太地区形势来看，中美之间探索在亚太造筑良性互动关系，共同对亚太安全发出正能量已经刻不容缓。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中美两国领导人已多次表示“亚太地区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最后一次访美时中美双方联合公报表示：“中国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尊重中国在亚太的合理利益。”我主张以此为出发点，构建中美在亚太合作共赢，避免零和游戏的基础。
我的想法是把上述联合公报的原则性表态具体化，确定两个清单：一个正面清单、一个负面清单。
正面清单一方面列出“美国建设性作用”包括的内涵，一方面列出“中国合理利益”的内涵，双方共同确认并予以尊重。
负面清单一方面列出不符合“美国建设性作用”的行为，另一方面列出超出“中国合理利益”的行为，双方共同确认并承诺避免采取列出的各项行为。
这两个清单的确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有利于中美造筑新型大国关系，也有利于本地区的安全。
二、从多边角度看
建立亚太集体安全机制，中美俄三国应共同探讨并听取其他有关国家意见，倡导在本地区建立集体安全体制。我这个想法得益于美国州立波特兰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梅尔•格托夫“新型美中关系前途未卜”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休•怀特的文章。前者提出“中美两国应当牵头为东北亚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对话机制”；后者建议美国“愿意谈判建立一个新的亚洲安全机制，给予中国更大的地区领导权，但前提是中国必须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争端”。除了对中国的诉求和行为的误读之外，他与前一位作者一样主张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并且指出关键在美国，在于美国要有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意愿。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如前所述，中俄一贯主张集体安全，所以亚太地区能否建立集体安全体制，促进本地区的长治久安，关键在于美国，在于美国能否改变安全观，从单边主义，走向多边主义。
如果回到第二议题时我所说的，当前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愿意与中、俄等各国共同构造一个体制，在其中不仅美国感到舒适，中俄等其他国家也能感到舒适。至于说到领导权，这不是中国所追求的，中国要的是“相互尊重”；对于中国与它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中国历来主张通过谈判解决，没有也不会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
陈健，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前中国驻日本大使，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名誉会长。此文是他在“中美俄三边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会议由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于2014年4月8日在上海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