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革中的全球治理：中国与联合国
点击数：1348发布时间：2014-10-30 10:32:15
一、变革中的全球治理：中国与联合国
Jeffrey Feltman
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副秘书长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首先允许我向各位转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我还要祝贺中国外交部、复旦大学、中国联合国协会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成功主办了这次会议，这是一次从中国和联合国合作角度探讨全球治理难题的独特机会。
我很高兴作为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第二次来到中国。
联合国欢迎中国在包括国际和平和安全等众多工作领域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欢迎中国和联合国一道推进对全球治理核心的改革。我们把奉行和平发展、改革开放长期战略的中国视为我们在这方面努力中的天然伙伴。
去年9月，外交部长王毅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中国“将更加主动、建设性地参与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劝和促谈，消弭战端，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安宁” 。这不仅鼓舞人心、极其重要，而且是我这个部门使命的核心所在，也是我们与中国日益增长的伙伴关系及变动中的全球治理的关键所在。
因此，我今天的发言重点是关于如何通过与各成员国和地区性组织合作，增强联合国预防和解决武装冲突的能力，这也符合中国的3C安全观，即“全面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我会告诉大家我们怎样在实际工作中开展预防外交，并和大家分享我们积累的一些经验。我很高兴，我的前任和朋友林恩·帕斯科大使今天也在场，他曾领导了我们部门预防冲突方面的工作。我衷心感谢他把我们这个部门从过去主要是搞分析研究转变为如今在我们今天将要讨论的领域里实际运作。
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们看来，“3C安全”的开端是预防冲突。这是联合国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宪章起草者们预想，创建联合国是为了“使以后几代人免受战争的痛苦”，联合国要起到很强的预防作用。2011年，中国国务委员、当时的外交部长杨洁篪阁下在一次有关预防外交的安理会高级别辩论中提醒我们，联合国“应该真正改变重治轻防的观念”，“致力于预先警报、预防冲突、和平调解”。
这正是我们政治事务部门一直在努力从事的工作，是我们希望通过和中国合作进一步加强的工作。我们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工作有各种不同形式，但我今天要强调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特使们的斡旋调停在预防冲突爆发和停止战争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不过，我也要讲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全靠自己。历史表明，只有当我们与各成员国和地区性组织紧密合作，我们才有成功的机会。我们的特使们可能是秘书长斡旋使命最显眼的表现。在全球各种情况下，从缅甸到阿拉伯世界，特使们正在帮助各方预防、平息或解决冲突。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需要安理会提供支持和赋予使命，有时还需要联合国大会提供支持和赋予使命，他们在工作中始终尊重国家主权和所有权。
在也门，到目前为止，秘书长特使帮助也门各方维持了“阿拉伯之春”当中唯一的协商过渡。虽然我不想低估也门体制的脆弱性或者也门面临挑战的严重性，但是，目前进行中的全国对话是也门空前未有的广泛协商，是包容性的一个鲜明例证，特别是妇女团体。也门国内分歧很深 ，历史的、地区的、部落的、政治的甚至宗教的，是世界上国民武装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地区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帮助下，也门人民有决心继续推进和平协商过渡的进程。
在非洲大湖地区，尽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驻扎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该地区形势一直不稳定，联合国及其地区合作伙伴帮助达成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协议，由11个非洲国家签署，目的是给该地区人民带来和平。联合国秘书长特使、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女士一直和该地区领导人、国际行为者和民间团体紧密合作，推进该协议的贯彻执行，扭转局势，由暴力转向希望。该协议叫作“希望框架”，包括各国、地区和国际层面的自愿承诺，解决治理、发展和人权等方面的问题。“希望框架”的基础是地区和国际领导人士的坚定信念，即大湖地区的安全问题不能单靠安全手段来解决。
理想情况是，预防措施应该在看不到的状态下就开始了。有时，低水平紧张形势如果任其发展，时间长了会变得更加严重，我们就会应有关国家政府的要求，与发展伙伴携手合作，帮助提升当地预防冲突和解决争端的能力。最佳情况是，我们和当地及国际合作伙伴一起努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等到冲突已经引起媒体关注才开始行动。
如果选举进程有可能加剧紧张和不稳定局势，我们就和有关国家政府配合，预防与选举相关的暴力行为。例如，在几内亚，秘书长去年针对暴力增长和号召抵制选举的情况任命了一位国际协调者。在一个联合国选举和调解技术专家小组的配合下，协调者协助有关各方克服分歧、同意参选竞争并接受最后选举结果。几内亚新国会今天在科纳克里宣布正式成立，表明选举创造了推进民主政体巩固进程的政治空间。大家可能没听说联合国起了什么作用，也没有读到选举因暴力而失败的消息，在我们看来，这标志着我们的调停成功。
在很多情况下，预防措施就是通过特使们耐心和艰苦的努力对世界上一些最难解决的问题保持关注，使它们不进一步恶化。为推进中东和平进程、解决塞浦路斯或西撒哈拉争端而做出的几十年努力到现在还没有什么重大进展。但毋庸置疑，为保持对话、让各方坐到谈判桌旁而做出的日常努力有助于抑制紧张局势的加剧。
我还要特别提到东北亚和亚洲。全世界对这一地区的人民和国家期望很大，这一地区总体平静并有办法自己解决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但是，这一地区也并不是没有严重挑战。我们同样完全尊重国家主权，恪守联合国宪章作为我们工作的依据，我们愿意和你们及其他有关国家克服相互信任和理解不足的困难，让这一地区能够继续实现其创造潜力。
令人遗憾的是，预防措施并不总是奏效。但即使在显然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例如叙利亚或中非共和国，斡旋仍然提供了一种有可能成功回到安全和解的路径，外交努力必须持续不断地让各方摆脱困境并重新回到谈判桌边。政治挑战是大多数冲突的核心，也是预防和解决这些冲突的关键。只有找到政治解决方案，我们才能保证长久的和平。
我下周计划和秘书长一起去日内瓦参加叙利亚和平会议。我们尽了很大努力把各方召集到日内瓦。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我们认为这是实现政治解决的最好希望，可以此结束暴力行为，有助于在叙利亚恢复和平。我们一直都说，结束叙利亚危机不能靠军事解决方案，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势力指望强制实行一项军事解决方案已经造成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各方都应认清，单靠军事解决的代价实在太大。我们感谢中国支持2012年6月30日日内瓦公报，这份公报提供了政治解决的希望。
女士们，先生们：
这么多年当中得来不易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些教训，告诉我们在预防外交和调解工作中哪些是有用的关键元素，可以带来“全面合作和共同安全”。我知道，中国在这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包括在亚洲和亚洲以外。我们很愿意听取你们的看法，学习你们的经验，互相交流磋商。
我们学到的第一点，就是及早介入情况很重要。这不仅仅是指在冲突早期就获得必要信息，还要在一有机会的情况下就采取快速、有效和统一的外交行动。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这方面的作用很关键。我们及早介入需要得到安理会的支持。
第二，及早介入只是事情的一部分。我们还要做得巧妙。预防外交和调解工作是复杂而又越来越专业的领域，需要各个方面的专长，有些具有很高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因此，我们强调要加强这些专长，可供快速调用，也可以提供给联合国特使、地区组织和各成员国。
第三，合作伙伴关系是关键。我们面对的各种危机非常复杂，只靠一个组织或成员国都没法解决。世界上的冲突性质在变，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经常与政治积怨交织在一起，合作伙伴关系就更加重要。联合国越来越紧密地与地区和次地区行为者合作，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合作，在索马里和马里与非洲联盟合作。我们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为与该地区接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准备开展更进一步的密切合作。和中国一样，我们正在和东盟建立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也符合东盟在2015年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
第四，预防外交要取得成功，或许最重要的元素是影响力。联合国秘书长不掌控兵力和财力，他能支配的工具主要是说服力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
这些工具本身就很有力量。它们反映了各成员国之间的共识，经过几十年谈判和实践的磨练，具有普世意义。但为实现其效力，要求国际社会特别是各个世界大国紧密联合，让秘书长能够代表一个共同的声音讲话。
在叙利亚，我们看到，因为没有这种共同目标，很难取得进展。而在马里和也门，国际社会行动比较快，防止了迅速恶化的局势变得更不稳定。我们现在正试图在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做出同样的努力。
有些国家可能因为看到联合国支持预防冲突或维和行动就认为某个政府垮台了，其实不然。我们的任务是支持各国的努力，我们在所有情况下都配合各国行为者一起工作。
女士们，先生们：
为了实现“全面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外交努力必不可少，最好是预防外交，我们知道它很管用。虽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管用。但我们的经验说明，如果我们及早并巧妙地在动荡地区开展外交行动，外加国际社会立场一致，以及各项必要资源作为后盾，我们就可以成功地预防冲突或控制住局面。
中国在这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不管是针对各种具体情况，还是关于如何在21世纪处理全球治理这些重大问题方面的一般性辩论，都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正因为如此，这种对话就变得这么重要。也正因为如此，我希望在今后的岁月里，这种对话会发扬光大。我们坚信，我们和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安全和繁荣。
祝大家马年快乐、身体健康、事业有成！
谢谢大家！